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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师营衰落于乾隆末年

2014年05月24日14:24
来源:搜狐大连
  在水师码头遗址,我独自停留了许久。尽管看不到滔滔的龙河水,可有一阵子,我分明望见了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的那个早晨。

  初春的阳光,在龙河上撒了一片碎银。二十艘全副武装的巡海哨船,缓缓地从水师码头启航了。它们熟练地编好了队形,向着前面的海湾鱼贯而去。可是,它们没有在澳内停留,而是直去了旅顺口外的大洋。

  这是一个开始,也是一个标志。水师营已在旅顺口正式建成,水师官兵已于这一天正式出海巡哨。正因为如此,这个日子,也被正式载入大清海军的前史。

  我知道,在清朝水师之前,旅顺口曾驻过明代水军。那是万历三十年,明廷批准辽东巡抚赵楫的奏请,在旅顺口设置水军。草创之初,从山东派来一名游击,率千余水军驻守于此。一切就绪之后,裁去了游击,改设守备官,只留五百水军,不需要他们出海,负责防守一下海口而已。也许因为辽东半岛已没有明初剿元抗倭那般紧张,这支所谓的水军,不过是农家插在地里的稻草人,吓唬一下馋嘴的鸟罢了。

  其实,在当时的世界上,中国极有可能成为海上霸主,郑和七下西洋,震动了东西方无数的王宫和皇廷。然而,明朝的天子们对这个称号并不稀罕,对外只是让大臣代表中国皇帝去海外赏赐万国,对内只是在沿海和边疆建卫所,如果有倭寇找上门来公然抢劫,也要把他们引到岸上来打。到了万历朝,即使设水军驻旅顺口,也仍然保持着这种看守的姿势。

  好在明朝的颠覆者并不是倭寇,而是后金骑兵。他们来自辽东的大山,虽有不可阻挡之势,却比明军更不习海战。天启初年,辽东半岛只剩下弹丸之地的旅顺口,明廷这才慌慌张张地从各地调来上万名水军,上百艘战船,由东江总兵毛文龙组成海上游击队。可以说,正是明末崛起的这支水军,绊住了后金骑兵的马腿,让旅顺口在大明朝的怀抱里多待了些日子。

  然而,三任东江总兵,以及那些水军,那些战船,都没能改写明朝覆亡的历史。尤其是旅顺口,自黄龙在黄金山下自刎殉国,这里就没有了明朝水军的帆影桅灯。而前来杀黄龙夺旅顺口者,正是投降后金的明朝水军。后金军虽然只擅骑射不谙水战,却能让辽东三矿徒率部投奔到皇太极的马前,因为他们带来了训练有素的明朝水军和战船,令后金军如虎添翼,因而加速了明朝的毁灭。

  清朝之初,只是把水军改叫水师,治师之法,却仍沿明朝旧制。比如,明朝水军有内河、外海之分,清朝也如法设置。顺治初年,只在京口和杭州驻设水师。顺治八年,开始在沿江沿海之地驻设水师。

  关于旅顺口,《清史稿》里曾有一句描述:东三省沿海各口岸,以金州、旅顺口为尤要。成语说,守口如瓶。意在防止祸从口出。旅顺口既是海口,也是国门,守住了它,外可护辽东半岛,内可卫京师门户,清廷当然知道守住它的重要性。

  在《清史稿》里,我还看到这样一则消息:奉天旅顺口,于顺治初年设水师营,以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,始编营讯。如果说,前面的那句话,解决的是认识问题,后面的这句话,则已经见诸行动了。然而,与万历皇帝一样,顺治皇帝也像一个插稻草人的农民,拨来十艘赶缯船,就算一个水师营,可见他对旅顺口的防御虽然在意,却很不专业。事实上,旅顺口真正的喧闹,始于康熙初年。爷爷没做圆满的事儿,只好由孙子来完成了。

  《清史稿》又云:康熙十五年,在旅顺口设水师协领二人,佐领二人,防御四人,骁骑校八人,水兵五百人。康熙五十三年,由浙江、福建二省船厂造大战船六艘,由海道至奉省,驻防海口。

  真正的拐点,在康熙五十三年。彼时的旅顺口,已有二十艘来自山东的赶缯船,六艘来自浙闽的大战船。虽然是别处用过的旧家伙,它们的加盟毕竟让水师营比过去有了些模样。可以说,康熙五十三年,正因为水师船队的壮大,而有了康熙五十四年的出海巡哨。阳春三月,正是河开冰化的好时节。蜗居了一个冬天的水师,终于编出了可观的队形,离开龙河岸边的码头,小心翼翼驶向比过去稍远一些的海面。

  其实,在当年的龙河边,最壮观的景致不是蟠龙山,而是河两岸整齐如阵的水师营舍。我在前面说过,那天站在高家村码头,向龙河流去的方向遥望,眼前是一片开敞而干涸的河谷,越往旅顺口的方向走,河谷越宽。前面不远就是风平浪静的东澳和西澳,水师却把码头修在了高家村河段,不外有两个理由:一是赶缯船停泊在河里,要比抛锚在海里安全,二是龙河两岸有大片的冲积平原,既可驻军操练,更可屯田耕种,所以这里最适合做水师营盘。

  一位曾在水师营教过书的老先生,亲手绘制了一张水师营布局图给我,整个营区和民房铺陈在方圆五里的河谷之上,看过这张布局图,我知道了民间为什么流行这样一句话:先有水师营,后有旅顺口。这张布局图也告诉我,康熙比他的老子顺治开明多了,也大方多了。自康熙开始,清政府总算舍得把银子往海防上花销。

  水师营中心是一个十字形大街。东西横向大街是一条官街,民间叫衙门街,也叫长街。协领公署,佐领公署,防御公署,接管所,骁骑校等,都设在这条官街上。官街除了衙门,就是在衙门里上班的长官宅第。南北竖向大街与东西横向大街相交,它的作用就是将一千二百间营房切割成四个方阵。

  所谓的营房,就在这四个方阵里。史载,当年的官兵以级别大小来分配住所。水师营最大的长官是协领,独享二十间营房。协领之下设两个佐领,各住十五间。佐领之下设四个防御官,各住十间。最小的长官是八个骁骑校,各住六间。长街在前,短街在后。要说有什么不同,就是长街住长官,短街住兵丁。当初,允许带家眷的五百个兵丁,个个有份儿,每户两间。于是,一千二百间营房,官兵各得其所。

  老先生说,在水师营旧地,至今仍流传着一句话:水师营的兵,家去吃。初听这句话,好像与兵营不搭界,却是曾经的现实。水师官兵不可能天天出海,他们身边又带着家眷,这么多人要张口吃饭,朝廷却经常就掏不出银子,为了不至于断顿儿,他们就得自己种地,就得家去吃。

  以前我只知道,在辽东半岛,立屯耕作的驻军方式,开始于元朝,成熟于明朝。这次知道了,清朝把水师营建在龙河边上,也是出于生存的考虑。亦兵亦民的水师营,种地的时间与出哨的时间,几乎各占一半。正是这样的生活状态,让这里既像一座兵营,也像一座村庄。

  我在图上看到,在营房区的东边,有一个小教场,在营房区西北角,有一个大教场。出了营房区向北,就是水师码头。这里最热闹的时刻,当然是出哨和归哨。出哨的时间是农历三月,归哨的时间是农历九月。巡哨的范围,西至辽东湾的菊花岛,南至山东半岛的城隍岛。水师在海上巡哨的时间,每次长达半年,等于是一年只出了一次哨。春天出哨之前,他们把地给种上,秋天回营之后,再把庄稼给收割回来。这种巡哨机制的好处,就是既守了海疆,也省了兵饷,而且男人女人没有太长的分离之苦,接近于现在的人性化管理。

  康雍乾三朝,中国是盛世之邦,四邻安宁,海内归服,辽东半岛也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兵患。所以,龙河岸边的水师营官兵,年复一年,就过着这样春出秋归心定神安的日子。

  然而,水师营毕竟是一座兵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太平光景过于绵长不是一件好事。至雍正四年,水师营官兵所用的武器,不过是弓箭、大刀、斧、标弹之类。最好的是鸟枪,数量却太少。《清史稿》载:七年,朝廷以旅顺水师不谙战务,拨福建水师营精卒赴奉天教练。

  这当然是指雍正七年。顶水师之名,却不会水师战务,被写入清史稿存档,说明水师营不但出了问题,而且还相当严重。这事儿如果搁到现在,就是一种通报批评,说明水师营已无正经可用之人,需要兵部给增派外援。

  由福建拨调过来的精卒,不过是向福建水师投降的海盗。早在明朝,福建就是个盛产海盗的地方,在南部中国的海上,曾有一个著名的海盗王国,他们的真实身份,不过是总也剿不干净的倭寇。正因为福建人有海上功夫,这里后来竟成了中国新式海军的摇篮。比如,左宗棠曾在这里建马尾船厂和船政局,一时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先锋和主力,并在中法之战中初露头角。再比如,北洋海军的管带和水兵也大多是福建籍男儿,他们曾在甲午海战中表现出极高的技术素质和牺牲精神。当然,这都是后话。

  这支福建籍精卒总共有三十个,不但水性好,熟谙兵器,会驾驶船只,还擅打海战。然而,教官是海盗,营兵却是农夫。教官说一口听不懂的闽南方言,营兵却是满嘴海蛎子味儿的当地土话。这支水师的战斗力究竟有何改观,并没有令人惊喜的记录。

  有一点是确凿的,水师营衰落于乾隆末年。此后,龙河岸边的水师码头,已尽失当年雄姿,曾经整如队列的水师营房,也是墙塌屋朽,生气不再。这支水师的现状,已然是中国厄运将至的征兆。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,因为近代中国的灾难,正是从海上开始。

(责任编辑:王素雪) 原标题:水师营衰落于乾隆末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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