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一个在鸿胪井刻石上写字的人

最后一个在鸿胪井刻石上写字的人,也是清代官员,名叫刘含芳。

19世纪末,清廷决定在旅顺口建北洋军港。一度孤寂的黄金山下,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。数以千计的民工和士兵,在这里大兴土木,建大坞,筑炮台,砌厂房,修自来水管道,只用十几年时间,就把这里建设成北洋之重镇,京津之锁钥。

然而,这座花千万巨资建起来的东方第一要塞,在甲午年的战火里却不能作一日之守。见大清败局已定,马关条约已签,俄国便与德法两国一起站了出来,逼日本退出辽东半岛。

那是1895年冬,登莱青道员刘含芳奉命赴旅顺口,代表清政府前来勘收失地。在此之前,他派一个名叫顾元勋的官员先来这里打前站,因而有了为遇难者修万忠墓之举。在勘收失地的路上,当刘含芳看见威海、旅顺口、大连湾皆成一片焦土,竟痛哭失声不能自制,眼病旧疾也犯得更重了。

某日,刘含芳来黄金山巡察,偶然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刻石,看过上面的汉字,再看刻石旁边的古井,即认定这是《唐书》所记的鸿胪井。于是,在他的主持下,当地官员请来最好的工匠,打制了一座石亭,覆盖于刻石之上。

石亭正面,以正书题刻了三个字:唐碑亭。落款:奉天金州王春荣监造。为了记录此事,刘含芳在刻石左侧小心添刻了一段文字:

在旅顺口,我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人们说起刘含芳。他是安徽贵池人。咸丰初年,随曾国藩帐下;同治元年,入李鸿章幕内。1883年,淮籍同乡李鸿章调他来旅顺口,任港务工程局会办,也就是给工程局总办袁保龄当助手。

1886年,在建港工程最紧张的时刻,一把手袁保龄突然得了重病,李鸿章便让二把手刘含芳主掌全局。1890年,当法国人交工告成,刘含芳便与北洋提督丁汝昌、按察使周馥、天津海关道刘汝翼一起,验收工程,结算账款。

1891年,清廷命刘含芳离开旅顺口,去甘肃当道员。李鸿章知道,建港工程虽完,却还有许多乱事需要收尾,便急忙奏请皇上,费了许多口舌,总算将他留住。翌年,清廷再次调他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。即使这样,刘含芳还是以各种借口拖了一年多。

谁都知道,在李鸿章的嫡系中,贪官多,清官少,刘含芳属清官之列。可以看出,他舍不得离开旅顺口,因为他在这里毕竟呆了十一年之久。其间,他既是建港工地的总指挥,也是文物局长。黄金山下的前朝旧迹,不算鸿胪井在内,他还主持重修过天后宫、显忠祠和黄龙墓。

1895年初,北洋海军舰队缩守刘公岛,丁汝昌曾再三通过刘含芳向朝廷求救告急。然而,尽管刘含芳忧心如焚,替丁汝昌数次催促,援军却迟迟不至。彼时,身为登莱青兵备道的刘含芳坐镇烟台,眼见危机正步步逼近,就连驻在这里的各国领事都上门劝他撤离,刘含芳却始终不动。有人再劝,他竟把一只浸了砒霜的鸡腿扔在地上,唤狗来吃,狗立刻毙命。刘含芳说,谁再劝我走,我就吃了此鸡腿。领事们见他已报必死之心,也就不再多言。可是,读甲午战争史,一直没读到这个感人的细节,这却是刘含芳生命中最打动我的一章。

此后,就有了这场特殊的勘收失地之行,有了给鸿胪井刻石覆亭记事之举,这是刘含芳最后一次踏入旅顺口,也是他给旅顺口留下的最后一段佳话。我就想,在那样一个混沌无序的时代,刚刚经历过那样一场奇耻大辱的战争,内心积蓄了那么深刻的伤痛,身上又带着那么危重的顽疾,他却一定要为旅顺口安顿好这块珍贵的鸿胪井刻石,旅顺口怎能不念他的好呢?怎能不感他的恩呢?若以刘含芳为镜,今天的中国官员,又有几个敢上前照一下自己?

1898年冬,因病重而辞官归乡的刘含芳,在老家去世,享年五十八岁,只比老搭档袁保龄多活了十岁。袁氏活着的时候,战争还没有发生,四十八岁本来正值英年,竟在旅顺口因气累交加而死。刘氏见过北洋的覆灭,他的病和死,却因屈辱和痛苦而致。

下期摘要:在一册日文资料里,辽宁省博物馆的专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,却原来,黄金山下的鸿胪井旁,立有一块唐代刻石,在这块刻石上面,还有一个覆盖它的石亭,它们如今安放在日本皇宫建安府的院内,被视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。

2014年1月22日 推荐

素素

瓦房店人,现为大连作家协会主席。《佛眼》获中国作协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