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鸿章为何选择在旅顺建炮台和船坞

 旅顺口的大坞,既是为北洋舰队而建,也是为可能发生的战争而建。正因为如此,在甲午战争的叙事里,它成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。

谁都知道,近代战争几乎都与海洋有关,或直接就发生在海上。可是,一向以农为本的中原之国,历代王朝对海洋的理解和拒绝,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1840年,一直被中国史家认为是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,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鸦片战争。当英国人的战舰把中国海岸撞得落花流水,当战争的炮火烧到了京城皇都的大门口,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终于露出了惊恐万状的目光,然后便是斯文扫地低眉顺眼地向西方大国告饶求和。在与外邦的交战史上,中国还是第一次如此丢人现眼。

其实,中国的惊慌是因为习惯性的狂妄自大,因为与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信息不对称,早已在大西洋和北海做了海上霸主的英国,曾经礼节性地来访过或试探过改变贸易逆差的可能性,因为中国的皇帝不解其意,他们便以大不列颠式的粗鲁,给中国人上了一堂打你不商量的启蒙课。一部分观念超前的朝廷大臣,就此看明白了一个道理,他们对懵懂的皇帝说,中国如果想在海上堵住别人的炮口,既要拥有强大的海军舰队,还要拥有可以承载这支舰队的港口。

看来皇帝被大臣们说服了,他支持了这个建议。于是,这个慵懒的国家便有了以往不曾有过的紧张和繁忙。1875年,李鸿章奉朝廷之命,开始和各地的军政要员们商量两件事情:一是购买军舰,二是建造船坞。想不到,这个决心本来就下得太晚,却由此惹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。

争论的焦点,主要有四个方面:一是在尚未建好船坞之前,不能订购铁甲船;二是对铁甲船保卫海疆的作用,还存有某些疑虑;三是不能买太大的铁甲船,其尺寸要以能进入福州和上海船坞修理为准;四是既然中国没有大船坞,就不要引进什么大军舰。这最后一点,竟然是李鸿章本人的意见:建船坞,则需巨款,为购一船,创建一坞,既无指项,亦觉不值。

此刻的李鸿章,不太像清政府的北洋大臣,更像一个精于算计的商人。于是,在他小心翼翼的主持下,这场争论一直绵延到了1880年。就是说,好不容易放低身段的大清朝,光是决定买舰和建港这么两件事,就耗去了五年多弥足宝贵的时光。

争论到最后,拍板的是朝廷,而不是李鸿章。当这个决定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家行动,会看眼色的李鸿章也就不再固执己见,转而变为大清朝最有实权和实惠的人。当然,他也成了满朝文武最操心最忙碌的人,一边紧锣密鼓地在沿海各口勘察港址,一边精打细算地与西方厂家商定购舰合同。

就在此时,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又开始了。这次争论的焦点,围绕的是建港选址的问题。福建巡抚丁日昌认为,应该在大连湾或温州建一座军港;福州船政大臣黎兆堂认为,广州的黄埔港已有船坞,可以在它的基础上扩建;出使德国的大臣李凤苞认为,烟台是最适合建军港的地方。

真该为这些资深而认真的汉臣拍拍巴掌,天下本来是爱新觉罗家的,听主子招呼就是了,他们却硬是在这个问题上争得脸红脖子粗。史官更是不含糊,把这些都给丁丁卯卯地记下了。在那些密密麻麻的繁体字里,我不只看到了几位敢言汉官的面孔,还看到了那个时代官场上难得的民主气氛。

这一轮沸沸扬扬的争论,却是李鸿章给收的场。他是北洋大臣,彼时的北洋只有大沽一个港口,这里紧邻天津和北京,也是他最早经营北洋的地方。问题在于,大沽口河道宽浅,已有的船坞格局太小,且都是简易的木坞。在国外定购的大型铁甲舰马上就要出厂,赶建一座大型军港已呈刻不容缓之势。左听右看之后,李鸿章果断决定,把港址定在大连湾。他上奏说:【详细内容请点击】

2014年6月20日 推荐

素素

瓦房店人,现为大连作家协会主席。《佛眼》获中国作协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