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鸿章决定把修船坞建在旅顺口

 欧洲是海盗的故乡,几乎每个滨海的国家和城市都有可泊大船的港口,而且有无数个世界上最好的船坞。欧洲的船坞,可分出三种不同的功用:一种是修船坞,建在岸边;另一种是泊船坞,筑在水中;还有一种是藏船坞,水陆并用。西方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船坞,当然是因为人家早就把目光聚焦在海上。事实也是如此,英国人在来中国之前,就已经与欧洲邻居们打过好多场出奇制胜的海战。

1840年,当英国人将中国被动地裹挟到了近代,中国甚至都没有一支专门的海军。1880年,当北洋做了中国海防的领头羊,它要建的船坞只能选择第一种,也是最基本的一种——修船坞。

清朝末年,中国只有四个港口,它们由南向北,遥遥相望,分布在东部沿海的四个要冲:福州、广州、上海、大沽。港口内既有码头,还有船坞。然而,船坞容量太小,只有英国人造的黄浦港是石筑,其余都是泥夯。大型铁甲舰根本就不能入坞,整个中国海防,却只能靠这样的小坞支撑着。

彼时,虽然李鸿章决定了把修船坞建在旅顺口,在坞址的选择上,竟然先后变动了四次,持续时间长达三年。开始,袁保龄把目光落在了北对面沟,这里曾是老水师营两个旧船坞的所在地。经过扦试,不光地质复杂,工程量也大得惊人,只好打消了这个主意。最后一次,他看好了水师营旧官厅东南的山洼,几个外国专家也参与了这个决定,只是需要做一个抛物线试验。试过之后,由海上射来的炮弹飞过黄金山顶,却没有落在预选的坞址,结果令人满意。

于是,1885年7月,坞基开挖工程正式启动。工程局去关内招了两万五千名民夫,在关外又招了三千,当他们都聚在了工地上,沉寂而荒凉的旅顺口,顿呈一片人欢马喧的生动气象。

然而,大坞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,袁保龄遇到的挫折数不胜数。同治五年,二十五岁的袁保龄,进京任内阁中书,一直侍读十三年。在旅顺口,他总说自己不习河工,更不习海工。的确,让一个不懂水土工程的人,主持规模庞大的建港工程,其困难可想而知。在给朋友的信中,他曾这样自况:不学之身,于土木会计均非夙有。加以停泊铁舰,修建炮台,半需参用西法,与各项工程迥别,绝无轨辙可循,不知将来如何陨越。夙夜惴惴,若临渊谷。

短短的几行字,既可以看到他的自谦和忠诚,也可以看到他的小心和不安。他当然知道,自己不是李鸿章的嫡系,在旅顺口只能干好,不能干坏,所以就格外地累。为了得到李鸿章的信任和支持,接到任命的第二天,他就写了一个《请派员会办旅工禀》,而且请李鸿章派刘含芳和周馥来旅顺口,与他一起主持建港工程。他之所以看好这两个人,一是因为他们都是李鸿章的旧部和亲信,二是对他们的品行知根知底。再说,一个人如果没有靠山,有多大能耐都将一无所成,这是当年大清官场的潜规则,袁保龄不可能不懂。

事实证明,袁保龄以自己的人格,赢得了刘含芳和周馥的尊重。在交给法国人承包之前,在袁保龄主持建港工程的四年之内,这两个人一直与袁保龄通力合作,他们之间的私人感情,也相处得相当融洽。

对上级小心多虑,并不代表袁保龄是一个畏葸不前的弱者。来旅顺口之后,他对下级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前任黄瑞兰滥用的四百多员无能之辈尽数裁撤。敢如此大刀阔斧,只能说明他做人磊落,不藏私心。据4810工厂内部版的《旅顺港史》记载,当年雇用的外国技术专家,朝廷给的薪水都很高。汉纳根平均月银拿三百至四百两,善威的平均月银是四百至四百六十两。袁保龄是工程局总办,也是建港工程的一把手,月银却只拿一百三十两,不及汉纳根一半。没有人叫他这么做,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月俸。他曾自言:我辈在此一日,终是抱定愚拙做法,举朝廷之帑项,百姓之膏脂,以填此辈难盈之溪壑,而博悠悠之浮誉,义之所不敢击也。若私减丈尺,冀幸铁舰乘潮进口,则弟宁乞骸骨归田里,不敢作此欺天丧心、贻误大局之行也。

 读到这样的文字,我甚至不敢合上书页,怕这颗刚刚被洗涤了的心在现实里遇刺。我想,如果中国的官员都能像袁保龄这样律己,以良知做自己心灵的牧师,这个世上或许就不会滋生那么多贪污腐化分子了。【详细内容请点击】

2014年7月5日 推荐

素素

瓦房店人,现为大连作家协会主席。《佛眼》获中国作协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