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世纪末的旅顺口是中国洋务运动的试验场

 19世纪末的旅顺口,其实是中国洋务运动的试验场。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。街道上走着外国专家,工地上响着外国机器,海岸上矗立着欧式洋房。这所有的一切,不但改变了旅顺口的人文风貌,也改变了旅顺口的生活方式。

所谓的洋务运动,说白了就是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一次改革开放。虽然这种开放尚停留在师夷之技的层面,毕竟是自己主动把国门打开了半扇。彼时,旅顺口有点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深圳,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。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东西,旅顺口有了,许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儿,旅顺口做了。旅顺口很拉风,很潮流。

比如工程招标。建港工程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经过招标,完全是凭着李鸿章与德国人的私交,白白送给了那个善威。可他不知好歹,总和袁保龄吵架,想赚中国的钱,还把中国的工程局总办给气病了,李鸿章不得不让这家伙收拾行李走人。工程停转,袁保龄又卧病在床,李鸿章只好派周馥出面救急,把几个有意向的外国商家召集起来,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,开一个招标洽谈会。

时间是1886年11月。地点是北洋大臣衙门所在地天津。英、德、法三国的承包商如约而至,并且都想拿到这个诱人的大订单。问题在于,有的商家虽然想要这个工程,却不给工程做担保,有的商家不但不给担保,完工时间也说不准。在场的几个竞争对手,唯有法国公司不争不抢,开价最低,并且承诺由他们自己找银行做担保。于是,在天津签字的那一天,中方代表是天津海关道周馥,法方代表是卞迪加公司总工程师德威尼。两天之后,周馥就陪着德威尼乘海轮来到旅顺口。

正因为善威被辞,整个军港工程历时十年,分两个时期:1881年至1886年,由中国人自己施工,由德国人善威帮办;1886年至1890年,由法国人德威尼承包,中国是甲方,法国是乙方。

其实,最艰苦的前期工程已由袁保龄完成。港池和坞身的土方已经挖好,砌筑泊岸的石头俱已备齐,就等着法国承包商前来接手了。然而,法国人中标,令两个欧洲邻居十分不快。那个善威明明给德国人丢了面子,还愤愤不平地说三道四。英国人更是没了绅士风度,竟在英文版的《中国时报》上冷嘲热讽。

好在法国人并不往心里去,只管把拿到手的工程干好。而他们日后的表现,也的确显示出了无可挑剔的高贵,即使在施工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,即使总工程师德威尼在一次事故中受了伤,即使工地上发生了一场令人恐惧的瘟疫,他们照样以法国式的乐观和浪漫,将一切困厄独自化解。德威尼既不想难为谦逊有度的中国人,也不想叫傲慢无礼的两个欧洲同行看笑话。

1890年11月,在袁保龄去世一周年之后,大坞终于全工告竣。闻知喜讯,李鸿章立即派大员来旅顺口验收。他们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、直隶按察使周馥、天津海关道刘汝翼。验收官来到旅顺口,却没有见到德威尼,他已经提前回国了,法方出面的代表是吉礼丰。最后一看账单,验收官们都瞪大了眼睛。法国在这个工程上竟然没赚,甚至还亏了钱。原因当然是开价太低,后来又出了那么多事故。

即使这样,法国承包商也并没草草了事,而是开具了一张详细的交工单。在这张交工单里,看到的不是钱数,而是工程明细:其一,大石坞;其二,石码头;其三,修船厂房;其四,库房;其五,电灯;其六,自来水;其七,港内铁路;其八,铁码头;其九,小船坞。

 验收之后,李鸿章写了一道完工奏折上报朝廷,慈禧太后在奏折上只淡淡地朱批了三个字:知道了。不知李鸿章看了这三个字作何想,这是他苦心写出的长篇奏折,虽是一篇公文,却十分在意修辞。奏折里的每一个字,无不透露出他的满足与得意。尤其最后一段,更是掩饰不住大功告成的喜悦: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,均可就近入坞修理,无庸借助日本、香港诸石坞,洵为缓急可恃,并无须糜费巨资。从此量力筹画,逐渐扩充,将见北洋海军规模,足以雄视一切。渤海门户深固不摇,其裨益於国防大局,诚非浅鲜。【详细内容请点击】

2014年7月12日 推荐

素素

瓦房店人,现为大连作家协会主席。《佛眼》获中国作协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。